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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8-03 23:21:52  来源:人民网-人民日报海外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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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史考据学汉学治经学,致力于名物训诂,辨伪辑佚,一些学者因而由经入史,也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。史学家把汉学治经的方法应用于研治史学,从而使历史考据学成为乾嘉时期风行的学术,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汉学原义是指经学,以汉学家求实的方法研治经史,又被称为“朴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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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天绪起义——河南永城人刘天绪,流寓凤阳府临淮县朱龙桥,崇奉无为教主,当地人王宗、张名等信从传教。信徒多至千余人。刘天绪自称辟地定夺乾坤李王。一六○六年十一月定议,本月二十三日长至节,乘南京百官出城谒陵的机会,在南京正式发动起义。刘天绪自号龙华帝王,王宗、张名等被封为国公侯伯将军指挥等职。因出现叛徒向官府告密,明南京兵部尚书孙鑨等发兵捕刘天绪等四十九人,刘天绪受酷刑逼讯致死。

 嘉庆帝面对乾隆时期所形成的吏冶腐败、军兵虚溃、社会矛盾加剧的局面,曾经企图在诛和珅后,有所兴革,但事实上积重难返的局势并不能有所扭转。一七九九年,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,大致说出了当时的情势。他说,“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,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”,但“机局未转”,言路似通而未通,吏治欲肃而未肃。一是处事太缓,二是集思广益之法未备,三是进贤退不肖尚在游移。他指出,“官场以摸棱为晓事,以软弱为良图,以钻营为取进之阶,以苟且为服官之计。”朝年诸臣,事本不多,还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在外督抚,“贤者斤斤自守,不肖者亟亟营私”。“国计民生,非所计也,救目前而已。官方吏治,非所急也,保本任而已。虑久远者,以为过忧;事兴革者,以为生事。”赏罚不明,风俗日下,贪欺害政,比比皆是。(《卷施阁文甲集》卷一)洪亮吉上书成亲王永瑆,奏呈嘉庆帝。嘉庆帝大怒,交廷臣会审,当以“大不敬”罪处斩,从宽免死,革职遣戍伊犁。洪亮吉上书得罪,说明嘉庆帝虽然求治心急,却无意集思广益,励精图治。官府与民众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了。

 

  一七三二年(雍正十年)七月,广西思明土府各村僮族农民数百人,声称上官听信宠役黄瑞卿等,审断不公,手持器械,冲入衙署。土官黄观珠夫妇逃走躲藏,群众抄了他的家,砍死黄瑞卿。据太平府知府屠嘉正报告说:“因土官庸弱,有头目谭道美、郑可传鱼肉小民,黄瑞卿潜与勾通。以致村民聚众赴控土署,适遇黄瑞卿,遂擒砍杀。而各头目不乐归流,乘此上民轰闹之时,亦从中唆使,聚散不常等语”(《朱批谕旨》高其倬十年九月初三日折)。一七三六年(乾隆元年),广西按察使黄土杰指出,境内四十五处土司,“旧有田例之名,即系按田取租。其租银较民田加重,又有额外各项科派,土民剥削难堪,以致往往滋事”(《高宗实录》卷三十三)。僮族农民连续不断地进行抗租斗争,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。一七六四年(乾隆三十九年),雒容县僮民易法权联络群众,抗不交租,就是汉人张若鹏帮助策划的(同上书,卷九五三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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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管如此,到了清朝统治后期,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。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,而且还很严重,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。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,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,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,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(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),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,但就是改不了。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,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,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,清朝一直改不了。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。其次,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,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,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,坚决不变。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,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,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,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,也就是征收厘金。采纳这个办法后,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。可见,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,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。当然,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,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——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,我偏要问;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,我偏要如此。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,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。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,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,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,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。

  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是程朱理学的基本主张。陈亮则针锋相对地主张“事功”,提出“功利之学”以对抗“性命义理之学”。他指责道学儒生“知议论之当正,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。知节义之当守,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?宛转于文法之中,而无一人能自拔者”(《戊申再上孝宗书》)。他认为“禹无功,何以成六府?乾无利,何以具四德?”陈亮反对朱熹的“理在事先”的天理论,以为“道”在日常事物之中,说“道之在天下,平施于日用之间”(《经书发题·诗经》),“盈宇宙者无非物,日用之间无非事”(《经书发题·书经》)。他因而也反对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正心诚意”的“修身”之论,认为人是在实际行动中锻炼而成,说:“人只是这个人,气只是这个气,才只是这个才,譬之金银铜铁,只是金银铜铁。炼有多少,则器有精粗,岂其于本质之外,换出一般,以为绝世之美器哉”(乙巳春《与朱元晦书》)。又说:“风不动则不入,蛇不动则不行,龙不动则不能变化。今之君子,欲以安坐感动者,是真腐儒之谈也”(《癸卯通书》)。所以,他在上孝宗书中说:“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,安坐而能者,不足恃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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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籴——官府接民间的家业钱摊买粮食,摊买时,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,实际跟科配一样。南宋末,和籴成为农民最重的负担。

  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,继承太祖的基业,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。但一些过猛的弊政也不免积怨臣下,愤抑难平。一是即位之初,对惠宗朝的旧臣广加诛杀,以至株连亲族,处置过于严酷。一是晚年一意北征,严惩谏臣,劳师费饷,招致边境不宁。仁宗力求缓解积怨,诏令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因获罪在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浣衣局等处为奴者,一律释免为民。建文诸臣外戚全家获罪流放戍边者,只留一人,其余全部放还。以前因言事失当而充军者也予赦免。谏阻北征获罪的臣僚,已相继释免起用。阿鲁台于仁宗即位三月后,遣使臣贡马。仁宗给予回赐并派中官持诏书往谕阿鲁台,有其前过,令通使往来如故。又遣使招谕兀良哈官民,仍前朝贡,听往来生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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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样才能使人知分守礼?王安石不能不对人们历来争议的人性说,作出自己的回答。他没有简单地附和历来的性善说和性恶说,而吸取了扬雄的善恶相混和告子的“生之谓性”的论点,加以发展,认为人之本性无所谓善与不善,而在于后天形成。人生活在世间,由于“习”即实际经历的不同,而形成善恶。他由此提出“修性”、“善性”、“复性”等说法,主张提倡礼乐教化,使人加强修养,即可达到复性以至尽性的境界,知分守礼,至于“至诚”。对于个人的修养,王安石也主张“内求”,说“圣人内求,世人外求。内求者乐得其性,外求者乐得其欲”(《礼乐论》)。王安石在学术上对扬雄极为推崇,说“扬雄亦用心于内,不求于外”(《文集》卷七,《答龚深父书》)。王安石的养性说不同于二程的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,但他的内求于己的修养方法,却和“反观”说接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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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面对这种形势,清王朝不得不对收铜的办法作一些改变。雍正元年(一七二三),将官买全部余铜改为部分购买,除“本省鼓铸外,有余悉听民自卖不禁”;乾隆三十八年(一七七三),又准许矿民固定出售余铜的百分之十。这两次改变实行的时间都不长,但多少给矿民以活跃生产的刺激。此外,在雍正五年(一七二七)、乾隆三年(一七三八)、十九年(一七五四)、二十一年(一七五六)、二十七年(一七六二)、三十三年(一七六八),对收铜官价先后作了六次调整,每斤价格由最初的五分提高至七分。这样,云南铜矿才又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。铜的产量,在雍正初年为一百多万斤,乾隆中期上升到一千四百万斤的新纪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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